蔡仁厚教授與元亨書院——敬賀 蔡教授九十嵩壽
廖崇斐（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聯絡信箱：cflaiw@fcu.edu.tw）
蔡仁厚教授於民國八十九年從東海大學榮退後，仍持續在自宅授課，筆者有幸能旁聽數年。之後雖因健康因素，蔡教授不再開設研究所的課程，仍採取春夏秋冬每季一講的方式，先後在台中的人文傳習書院、元亨書院等民間社團公開講學。前者參與以社會人士居多，課程內容以《四書》為主。元亨書院則是以學術社群為基礎，延伸到民間講學，因此課程內容除了經典講習，更多了學術性的講座。從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開始到一百零七年二月，近五年的時間，蔡教授在元亨書院至少有15場演講，包含《大學》、《中庸》、《易傳》的經典講習，更有宋明儒學、儒家心性之學等系列講座。
當時年逾八旬的蔡教授，不辭勞頓，往往提前來到書院；足足兩小時的課程，聲氣從容和緩，常常忘了下課。蔡師母全程相伴，隨時關注著蔡老師的身體狀況。兩位長者的德澤風範，帶給學生的不止是講學的精彩，更是教化的潤澤。
「蔡教授的元亨因緣」
元亨書院為林安梧教授於民國九十七年在臺北創立的學術性同仁組織，民國一百年遷到台中國光路現址（鄰近中興大學）。蔡教授的夫人楊德英老師，是林教授的高中老師，後來因此認識了蔡教授，更在數年後也成為牟宗三先生的學生。可以說，元亨書院與當代新儒家有極深的淵源。民國一百年元亨書院在台中開幕，林教授會同諸位學者拜訪蔡教授，提及「儒學應廣設書院，作為人文活動之據點」，來自首都師大的陳明教授當場興奮地表示，返回大陸後將儘快設立一所書院。(註1)
註1：蔡仁厚：〈蔡仁厚自訂學行年表（二續卷）〉收入氏著：《蔡仁厚教授書序輯錄》（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6月），頁197。
蔡教授另撰有〈元亨書院賀詞〉，其詞曰：
元是大，亨是通。大不以量計，當從質上論。價值意識落實，自必通於天下。於是，元亨之後，繼之以利貞。通而有定向之謂利，利而有終成之謂貞。元亨利貞，較之成住壞空，豈不更寬和，更平正？何況貞下又起元，重開一番氣象，綿綿穆穆無窮止。
（蔡仁厚著：《新儒小品長短篇──人文、思想、教養》（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6 月），頁188。
「元亨利貞」出自《易經》，既是描述天道之生生不息，亦提醒君子當行此四德，修己安人。蔡教授以此對比佛家「成住壞空」的世界觀。對於世界不同的觀照方式，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捨，以及不同的實踐重點。佛家觀照無常，證解空智，開啟實踐的如是；儒者體大化流行，默契道妙，重在價值的彰顯。儒家重視價值意義的創造與實現，以「元亨」為書院之名，自有儒家本色。嘗聞蔡教授言：契會儒家學問的進路在「文化意識」，（包含了「價值意識、道德意識、民族意識」）離開了「文化意識」，就沒有了真正的儒家。（註2）筆者當時在中興大學攻讀博士，聞之動容。爾後研究熊十力經學思想，便從「文化意識」切入，受益良多。書院之創立，本於文化慧命的延續。宋代書院，奠定講學明道之風，發揮教化功能，對理學的發展與學術傳播有重大影響。明代書院，發展講會制度，書院成為學術團體集會之所，不僅救治時弊，甚至議論時政。清代書院則是前所未有的普及，深入城鄉邊陲，雖由官方掌控，亦有教化之功（註3）。清未癸卯新制，書院改為新式學堂，古典書院走入歷史。然而民國抗戰時期，又有馬一浮、梁漱溟、張君勱創立了後人所謂的「新儒家三大書院」，老師碩儒們寄情於書院，實流注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眷眷深情」（註4）。
註2: 蔡仁厚：〈了解儒家學問的幾個要點〉收入《鵝湖月刊》1976 年7 月，頁9-13。
註3:楊布生、彭定國：《中國書院文化》（台北縣：雲龍出版社，1997 年），頁45-62。
註4: 「三大書院」是指：四川樂山的「復性書院」，馬一浮先生為山長；重慶金剛碑的「勉仁書院」， 梁漱溟先生所創辦；雲南大理的「民族文化書院」，張君勱先生為院長。參考蔡仁厚：〈「鵝湖人文書院」開幕講詞〉《鵝湖月刊》第29 卷第2 期，頁1-4。
「儒門道場」
「貞」是終成，既成則有所閉固。「貞下起元」，則是要突破閉固。再起生生之動能，使得天道還彰，循環不已。此當有賴一代代人心智的砥礪與落實耕耘。蔡教授對書院在當代社會中的教化功能，仍是深有期許，因而身體力行，即便退休，仍積極參與民間書院講學活動。書院的體制靈活，有別於體制內的學校，可以充分發揮自由講學的精神。蔡教授曾經提到：現代的學制，是西式的知識教育。師生關係主要是知識的傳授，欠缺德性的激勵與培養，實不足以提供儒家精神開展的條件，「儒學的創新開展，不能僅僅靠大學，而必須深入社會民間社會。（註5）」現代書院，可以作為儒學深入民間社會的憑藉。正如基督教有教堂，佛家、道家有道場，廣設書院以為「儒門道場」，當能發揮儒家對社會的影響力。
註5: 〈蔡仁厚先生學思歷程訪談錄〉收入蔡仁厚：《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7 月），頁227。
雖然稱為「道場」，卻不是要讓儒學走宗教的路。儒學本以家庭人倫為道德實踐的基礎，發揮「以人文攝宗教」的功能。然而無可否認地，人倫結構的轉變，儒學的教化功能，已然失去了著力點；習以為常的價值意識的崩解，也使得儒學恐怕很難再自居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所謂永恆普遍的常道，在眾流奔騰的訊息之海中，似乎愈來愈模糊。個體生命與社會複雜的勢力，在名為現實的框架中直接碰撞，心神消磨，卒導致價值理念的失落。書院的獨特氛圍，可以成為凝聚心神之所；書院舉辦講習活動，可以促成師友相互切磋砥礪。在經典的講習中，得到義理的浸潤，使得吾人的心靈從世俗物化當中解放。以真誠、理性的態度參與文明對話；以平正、寬和的方式參與公民活動，進而以理導勢，還其貞常之道。
「儒家教化精神的落實」
儒學的精神是敞開的，書院的大門，也總是為四方學習者而開。任何人只要有興趣，願意學習，總是歡迎參與。來者不拒，去者不留。聽者或取蒲團席地而坐，或置板凳以為几案，講者坐定，便是一堂課。無關教學進度，沒有鐘點考核，只是尊聖賢、講義理、明志向、覺本心，在書院的氛圍與義理的脈絡中沉潛浸潤，讓自我的生命與文化意識沒有隔閡，進而接通傳統文化的根源，使得個體生命得以貞定。蔡教授主張：書院中當設置一個「天地聖親師」的牌位，以開擴生命的空間，引發心靈的感通（註6）。在元亨書院中，供有三教聖人，尊孔子為主位，題有教興二字，以示三教同興。蓋儒釋道三教歷經千百年的相滋相益，早已成為華人文化之重要母土，三教同興，顯示文化土壤的健全。書院講學雖是儒門本色，亦不否定其他文明的重要，只是各自耕耘，尊重學術，為文化盡一份心力。此是儒家寬和厚實處。往來學者，或有不同信仰，亦不妨礙其參與學術交流與講學活動。
註6: 蔡仁厚：《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頁154。
「書院未來的實踐開展」
從西元1666年（明永曆二十年），第一座孔廟在臺南設立以來，儒學在臺灣已經存在了超過三百五十年。但是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儒學似乎距離現代人的生命更加遙遠。套一句現代流行的詞語，儒學必須「接地氣」。蔡教授指出「廣設書院」，可以是「儒學在地化的靈藥（註7）」。其形式規模不必設限，「一切順其自然，因時因地而制宜。（註8）」除了高層次的講學，也可以有更多推廣活動，然而不能一廂情願地付諸實行，必須考量參與的對象，搭配適切的規劃。此外，書院的講學沒有一定的形式限制，但是書院的運作卻需要制度化的組織。書院的活動，必須考量現實的條件與資源。當書院有一定的規模，可以設立基金會或法人機構，以彰公信，如此才能長久運作。不同的書院，更應當互相合作，定時交流，一方面相互取益，更能將教化的功能發揮極至。在現實當中發展體制規模，然其精神實為道義相許。存續道義在人間，此乃儒者之深情。元亨書院創立至今已邁入第十二年，即將完成一個地支的循環。「君子以成德為行」，老師碩儒的深情，將持續引領我們以堅實的步履，坦然行道。恭逢 蔡教授九秩嵩壽，敬撰此文，以賀長者壽。
註7： 蔡仁厚：《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頁152。
註8： 蔡仁厚：《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頁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