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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那個「知識解放」的年代――悼念我的學長 陳伯璋教授

Updated: Dec 17, 2018

追念那個「知識解放」的年代――悼念我的學長 陳伯璋教授

林安梧

伯璋兄是我台灣師範大學的學長,伯璋兄是師大教育學系六十級,我是師大國文學系六十八級。七十年代,我在台師大讀大學本科時,他已經在台灣師大讀研究生,乃至博士。這段期間與伯璋兄並無多少來往。那時,我除了該修的教育學分外,還修讀了歐陽教老師的「教育哲學」,記得從教育系的同學,聽說他們有個年青講師,很有批判性,他的名字叫陳伯璋。


八十年代,我服完兵役,到台灣大學哲學系讀碩士班,修讀林正弘、郭博文兩位先生的課,在課上見到了陳伯璋。幾次在文學院的長廊上與他有較深切的談話,他邀請我參加他的讀書會,我直覺他清晰、犀利,頗富批判力。我當時(1982)剛在《鵝湖》發表了《論歷史主義與歷史定論主義-波柏爾「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讀後》,對Karl Popper用了些功夫,我當時直覺的是伯璋兄也是這派思路,自由主義的途徑,重視個體性、多元性,強調自由意志、主體性,注重改革的具體性、實存性,關注的是改革的點滴工程。在知識論上,重視的是一演化性的途徑(an evolutionary approach),而不主張革命性的捷徑。


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是台灣極有動能的年代,充滿著活力,經濟蓬勃、社會振奮、政治解嚴、人文勃興、宗教變革,可以說處處生機。我們真的可以說是躬逢其盛。台灣師大的學生,特別是文科與教育,可以說是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學校的刊物:如《師鐸》、《師大校刊》、《崑崙》、《文風》,學生們的知識力、創造力,不斷地在拔昇中,不斷地觸動著解嚴的神經,繼續耕耘著具體而實存的本土。我大二時擔任國文學會會長,創辦了「生命哲學講座」,講座幾乎場場爆滿。教育系的《崑崙》雜誌是師大最有思想的刊物,當時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大學本科生或研究生,後來要不是成了大學教授,就成了重要的知識改革者、學問創造者。當然教育系的伯璋兄,歷史系的黃克武、王明珂,國文系的我都參與於其中,也發表了文章,美術系的林磐聳還為我們畫了插畫。


當時,台灣開始走向本土,但卻胸懷中國,並且放眼世界。那時很是風行校園民歌,我們唱完了《美麗島》,又唱了《少年中國》,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是不可分的整體,至少它們是一個連續體,不是斷裂的。那時沒有統獨問題,只有民主與威權的問題。那時說的本土,「本」說的是華夏道統,「土」說的是台灣鄉土,台灣鄉土是華夏道統的寄寓之地,華夏道統是台灣鄉土的永恆家鄉。本土、本土,有本有土,「本」有天命、有道統,「土」有家園、有土地,這才是「真本土」。我記得清朝的巡台御史沈葆楨題延平郡王祠的那副對聯,一直被傳頌著,聯曰: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凡是到台南,除了去孔廟,一定會去延平郡王祠,自然就會拍下這副對聯,並且買下他的拓印本。這對聯訴說著,台灣之為華夏文化的遺民世界,這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它是上蒼所留給我們的,也真感恩先住民與我們齊心協力的開發。鄭成功雖然抗清失敗了,但文化道統的命脈卻留下來了,雖有缺憾,華夏之天命仍在,足以做為創格完人也。台灣自此以來,華夏民族居於此,就「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至乎今日,中間雖然經過了清治、日據,但斯土斯民,還是華夏文明本土之地也。這就是台灣的聖賢文教傳統,他當然也是台灣的本土傳統。這與後來被異化了、被扭曲了的本土不同,一些惟政治權力思考而無見識者,他們棄天命、斷道統,想以土為本,而卻扭曲了本土的真義,本去而土崩,很是可惜。


八零九零年代,《龍的傳人》傳唱全台灣,乃至全華人世界,這時的台灣沒有統獨問題,沒有所謂國族的認同問題,只有政治民主化、社會合理化的孜孜努力。知識界很清楚的是,我們正在參與極為重要而踏實的「民主運動」(democratic movement),但明白的這不是「國族運動」(Nationalistic movement)。這是理性的解放運動,是生命的自由意志的解放運動;不是生命情氣的解放運動,更不是集體主義的族群分裂運動。生命理智而剛健,胸懷華夏,包羅古今,放眼世界,有著高卓而神聖的理想主義意味。那時的台灣是亞洲四小龍,最有文化、最有精神的地方。我們都相信台灣應該作為全世界華人歷史的回顧者、前瞻者、參與者與領航者。


台灣的不幸,就在於到了九零年代中葉以後,特別是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後,這裡有了一個大的翻轉,這翻轉讓台灣墮入嚴重的無明之中。原先理性的解放運動、生命自由意志的解放運動,轉成了生命情氣的爆發,集體主義式的國族運動,進而轉成了種族主義式的分裂。歷史無明的業力操弄著台灣,台灣真的把自己從所謂的威權中拔拖出來,但卻陷入另一新類型的威權之中。原來的舊威權夾雜著神聖、道德,新的威權則建立在打倒原先的舊威權,結果打倒的卻是神聖與道德,反而豎立了一虛無主義般的威權。如此一來,虛矯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運動澎湃於其上,散開紛亂的虛無主義(nihilism)運動湧動於下,入於筋骨、侵入骨髓,魂魄難守,這失喪的人們失去了真正的精神家園,成了無根的存在,陷入嚴重的意義危機之中。


伯璋兄所處的年代,正是台灣知識解放的年代,也是民主革新的年代,充滿著生機活力,以他在教育理論與實踐上的優秀,自然要參與其中的。他雖然在行政職務上,一步步地望上爬昇,但他走的卻是一條具體落實而接地氣的路子,在哲學上他不只有著歐陸哲學人文的風景,也有著英美分析哲學的犀利,我們就一起在林正弘老師的課上討論過卡爾‧波伯爾(Karl Popper)。不只如此,他又存在而真實的探索自己,並成為佛教皈依的信者,深入佛學,結合人文,仔細分析、精於批判,又能包容多元,理解差異,主張勤耕教育基層。近些年來,常在曾國俊先生主持的道禾學園見面,幾次在道禾教育研究院的諮議會上,他的發言往往就是整個會議中的定盤針。年青時候的批判性犀利,轉成了寧靜的清明穩健,從容而溫潤。


台灣到了九零年代末期,遇上了政治亂流,認同紛雜,進到廿一世紀以後,更是經濟停滯、藍綠對決,人們陷入嚴重的心靈意識危機之中。伯璋兄卻是胸有成竹的,雖說是胸有成竹,他是一位真誠思考的人,因之是穩健而清明的,但面對這歷史的業力卻怎麼都免不了深深的憂心。任憑您有多大的多元與創新的思維,但大的環境,潛在環境已然如此,我們用了再多的教育美學,引領著學生去深刻的體驗,但教育理念卻很難在神魂俱喪的身心上產生作用的。伯璋兄猶然奮力前往,他參與了許多極為接壤地氣的教育創造,他邀約了許多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和創擬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分享他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心得,尋求教育生根、再造教育美學的可能。


伯璋兄,深於理論、長於實踐,多元而包容,自由而寬闊,犀利而清明,能接地氣,也能通天道,入於身心,發為行動,門人同道,以「寧靜致遠:教育者之師」尊之。


五月十四日,我驚聞伯璋兄仙逝消息,很是震驚,寫了篇祭弔文

《慟悼 陳伯璋先生》,錄之如下:


慟兮痛矣,慟兮痛矣!驚聞噩耗,震驚難已!

撫今追昔,三十年餘,往事歷歷,似昨猶記。

台大文學院的長廊對話,餘音不已!

師大教育學院的邂逅聊天,忻悅何極!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會談,常懷心地!

而今而今,而今而今!已矣!已矣!

何可已耶!何可已耶!不可已也!不可已也!

兄台志業,播及四域。眾多子弟,繩繩繼繼!

生生之德,永不止息!

慟悼兮難已!慟悼兮難已!

伯璋吾兄!伯璋吾兄!

一路好行!一路好行!

虔誠祝禱,虔誠祝禱!

弟 林安梧 泣叩 於 2018年5月14日


(作者:林安梧,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榮休教授,曾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元亨書院院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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