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專文:〈儒道情懷與鵝湖精神——從王邦雄與曾昭旭時代的《鵝湖月刊》說起〉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呂祖謙為了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理論分歧,使兩人的哲學觀點"會歸於一",於是出面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前來與朱熹見面。六月初,陸氏兄弟應約來到鵝湖寺,雙方就各自的哲學觀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鵝湖之會」是中國哲學史上一次堪稱典範的學術討論會,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作為《鵝湖月刊》主編的林安梧教授,其學術視野下的鵝湖精神與儒道情懷,令人感佩、激賞。

(文章出處:林安梧,2011年11月,〈「儒道情懷」與「鵝湖精神」——從「王邦雄」與「曾昭旭」時代的《鵝湖月刊》說起〉,《鵝湖》,第三十七卷第四期,總號:436期,頁35-46。)


本文提要:

本文旨在經由實存的反思,對其所參與之當代新儒學之群體:《鵝湖月刊》做一總的反思,關聯著王邦雄、曾昭旭兩人之儒道情懷,來闡述鵝湖精神。文中指出王邦雄先生立身在儒,成的卻是道家的自然與法家的實切,而性情則有些墨家,但卻仍歸於道。曾昭旭先生則立身在儒,學問重心亦在儒,特別是實存當下之儒,但卻有道家的從容與佛家的悲智。再者,作者引述了他在200期及三十年所寫的紀念文字,並多所反思鵝湖群體之發展,並引生後新儒學的論點。指出往後應有的轉折、回返、承繼、批判與發展之可能。

關鍵詞:牟宗三、唐君毅、熊十力、後現代、後新儒學、兩端而一致


一、序曲:

王師、曾師七十歲了,我也五十多了,不意我們認識竟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三個十二年,台灣說是三齒年,從年青到中、壯年,由「志於學」到「知命之年」;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跨過千禧年,又過十一年了。光陰倏忽其速也,不可言喻也。收到主辦單位的email說王師、曾師要從淡江退修了,要辦一個儒道研討會,要我寫篇文章,我立時給了一個題:「儒道情懷」與「鵝湖精神」:從「王邦雄」與「曾昭旭」時代的《鵝湖月刊》說起。說也奇怪,打從題目交出去,就常在心中盤桓,要交稿時,竟說不出話來。那種說不出話的結巴,有些難受,有些愧赧!有些哀怨,有些憤慨!有些感懷,有些感激!有些悵惘,有些憂戚!有些歡喜,卻又想悲泣!原來緊鄰著存在,默無生息。歷程被壓縮在心底,低回難已。就此結巴了。


問題就出在我與鵝湖的情感太過糾結,早在鵝湖二00期(1992 年 2 月)時,我曾寫了篇《鵝湖與我》,內容是這樣的——

《鵝湖》已刊行200期了。200個月,不算短的日子,總共快十七個年頭了。我是從第一期就開始的讀者,從第廿期起就參與的作者。之後民國六十七年,我成為執行編輯,在民國七十六年~七十七年,我又擔任主編。在鵝湖團體中,我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我曾三番兩次的想離她而去,但我還是衷情於她。因為我深知她雖然限制很大,但她對於中國文化的苦心孤詣卻是我激賞與認同的。我愛《鵝湖》,但也怨《鵝湖》,愛之所以怨之也。愛的是:它果真是一個道義團體,沒有人在此搶奪權力與名利,它是目前難得的中國文化之精神象徵。之所以怨的是:它仍然不免中國傳統專制的陰影,仍然不脫家長制的格局。此中有真性情,肝膽相與;卻也有夾雜、有泥沙;但大家不敢正視它,祇心中祈禱著,要它澄清而已。

記得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我進師範大學國文系即與《鵝湖》結識,第二年便加入,但一直到我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大學畢業,仍然外圍;甚至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入台大哲研所攻讀碩士,我都還是外圍的感覺。這問題的關鍵點,在於我胸中有許多問題感和當時的《鵝湖》朋友不盡相同,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我的感覺是被忽略與被漠視。我深深的感受到鵝湖的正統之門太嚴、太狹;當時有一些朋友也因之而去。我躑躅痛苦,但還是不即不離,我認為《鵝湖》還是可貴的。畢竟《鵝湖》之為《鵝湖》是所有參與者的,不是少數一、二人的。這個生活天地,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由於我的生活經驗,由於我是道地道地本土出生的台灣人,因此我感受到的鄉土之問題感與《鵝湖》朋友有些出入。但由於我又深受《鵝湖》師友的熏染,心靈中早已奠下中國文化的種子,一直是邁向中國文化之發展而勠力的。也因此,我對於本土、鄉土的想法並不是與中國文化孤離開來的,而是連續成一個整體的。這樣一來,《鵝湖》圈里的一些朋友從鄉土的,批判的意識看我,以為我就是這樣子;而《鵝湖》圈外的朋友又回過頭來,認定我就是一切以中國為依歸,沒有本土性,沒有批判性。的確,我成了兩面都不是的邊緣之人。在面對反鵝湖或反中國傳統的陣營里,我被他們視為是保守的,頑固的;而在鵝湖圈里的一些朋友,又視我為激進的,對中國傳統不夠忠貞。

不過,話說回來,在多次的危疑震蕩,波瀾起伏,無所適從的狀況下,《鵝湖》的前輩們卻能容納我發一些不平之嗚,這裡充分的顯示出所謂的「道義」。它不像外面一些團體,看似客觀,其實漠然;彼此的生命也無交融合一的要求。鵝湖之「道義」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之至可寶貴者,此殆無可疑。

隨著世代的推移,我的不平之嗚,開始有了回響。在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當時任主編的我召開了「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座談會」,對於當時的文化基本教材展開全面而有力的批評。多位教授學者及朋友的相助,加上傳播媒體的報導,使得這件事有了一個好的結果。國立編譯館終於在七十七年九月推出修訂本。這次座談會給我最大感慨的是:其實這問題拖得太久了。問題在於《鵝湖》的朋友,習於向內證之路走,而不習於與整個社會互動,參與及實踐。但換句話來說,也因此,她一直不受制於社會的波動,她一直是中國文化的「貞婦」,是默默工作的貞潔婦人。貞婦是寂寞的,是痛苦的。

最近一年多來,鵝湖有了巨幅的改進。一方面,社會對於她有了更多的正面評價,另方面,她開始符合於我以前所期盼的軌道在進行著。希望鵝湖有一遲來的喜訊與發展。鵝湖雖然已漸有了進展,但這並不意味她沒有問題。相反地,我要說:她的問題關鍵點仍然在於──「咒術型的因果邏輯」的思維困境。多少以為只要我經由生命的感通能力,去觸動那冥冥中的造化精靈,就能改變全局。或者以為一切都要從此冥冥中的造化精靈—那既超越而又內在的良知轉出來。我以為鵝湖不論在組織上、或思考上,及面對問題上,仍須要有一大突破。這不只是從此「咒術型的因果邏輯」轉出來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跨出咒術型的因果邏輯,而真正解咒;惟有解咒才有新的可能[1]。這是當代新儒學應有的嶄新使命。

我以為鵝湖除了作為中國文化的貞婦外,更為重要的是要進一步成為中國文化的再生之母。除了意義的貞定外,更重要的是要企求結構性的相關,去重新締造一新的意義。《鵝湖》已經200期了,當代新儒學的前景當不再寂寞,不再枯索,而是邁向一嶄新的可能。200期,兩百個月,鵝湖天地予我成長至所感念。最後,願大家在湖中相忘,道術德慧俱有增長。————


後來,二00三年五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了,我寫了一篇《迎接「後牟宗三時代」的來臨──<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紀感》(《鵝湖》335期)。

《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了,這標誌著牟宗三哲學的完成,但這並不標誌著牟宗三哲學的結束;相反的,它標誌著牟宗三哲學的嶄新起點。這嶄新起點是一轉折,是一回返,是一承繼,是一批判,是一發展。


牟先生蘇活了中國哲學的慧命,他深入闡述了儒道佛三教哲學,並獨立譯述了康德(I.Kant)三大批判;更難能可貴的是,牟先生將康德三大批判銷融於中國傳統儒道佛之中,經由體系性的建構,成就了規模宏偉的「兩層存有論」。近一百年來的中國哲學發展,無疑的,這是一最為重要的里程碑[2]。


牟先生跨過了「逆格義」的限制,經由「譯述」「銷融「「重鑄」的過程,讓中國古代典籍的話語、現代的學術話語、當前的生活話語,和合融通,鑄成偉辭,他生產了鮮活的哲學語匯,開啓了活生生的覺知與思考[3]。面對廿世紀初以來,中國民族的存在意義危機,牟先生隨順著熊十力先生「體用哲學」所開顯的「乾元性海」,經由一「形而上的保存」,進一步以智識化的理論構造,穩立了道德主體;並冀求「以德開智」,經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知性主體,並以此融攝民主與科學[4]。